德文譯本：J. Gernet , C. Mader-Viragh (trsl.),Christus
kam bis nach China: Eine erste begegnung und ihr Scheitern, Zuirch, 1984.
意文譯本：J. Gernet ,Cine e cristianesimo: Azione e reazione,
Marietti, 1984.
英文譯本：J. Gernet , J. Llyod (trans.), China and Christian
Impact: A Conflict of Cultures, Cambridge, 1985.
目錄：
第一章 從同情到敵視
一項誘人的事業
利用中國經典著作
錯誤與混亂
氣氛的惡化
冒牌的儒教徒
科學和宗教
第二章 宗教態度合同化現象
儒教士大夫
佛教僧侶
平民百姓
第三章 宗教和政治
上帝和皇帝
作為邪教派別的基督教
顛覆的危險
第四章 中國人的倫理和基督徒的倫理
表面的相似性
身體與靈魂
人性與自我修身
因果報應
他們厭惡人生
使中國聖賢和神祇墮入地獄
第五章 中國人的天 基督徒的上帝
中國人的天
宇宙動力
創世
化生(the Incarnation)
對原罪和神之完德的批判
語言和思想
書報討論程序：
一、背景介紹
二、作者介紹
三、本書介紹
1.主要引用資料與研究進路
2.內容
3.結論
四、評語
五、問題與討論
一、背景介紹
本書在1982年為紀念利瑪竇進入中國400週年以法文寫成，由巴黎Gallimard出版社出版，現有義大利文、德文、英文與中文（兩種）譯本。同年在義大利、比利時、美國和台灣都舉辦了大型國際學術研討論，此後掀起一股耶穌會研究風潮。（比利時魯汶大學的南懷仁研究中心每兩年舉辦一次有關耶穌會的學術會議。）研究方向從傳教史轉變為中西文化交流，謝和耐的書成為代表作。
二、作者介紹
謝和耐教授於1921年生於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的阿爾及爾，父親是文學家、希臘法學與宗教學家。二次大戰後進入巴黎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學漢語1948年畢業，1979年被選為法國科學院唯一一位漢學家院士。曾多次前來東方進行學術交流，包括香港、大陸、台灣。謝氏為多產作家，早年研究中國佛教，著有《荷澤神會大禪師》《中國5-10世紀寺院經濟》等書（參著作目錄）。
三、本書介紹
1.主要引用資料與研究進路
除了引用耶穌會士的著作之外，他還使用了大量反耶穌會的文獻，包括《闢邪集》《聖朝破邪集》《不得已》等反教人士的著作，這些反教者大多為佛教人士，或至少與佛教有關係。這是耶穌會合儒批佛的必然結果（參史料目錄）
謝氏突破過去耶穌會學者（多為神職人員）護教的研究角度，以非基督徒學者的身份，不再從教會史的角度，而是從文化的交流角度研究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問題。他特別關心的不是傳教策略，而是中國人對基督教的反應。
謝氏自己對本書研究進路的說法是：「談論中國人對這種宗教的反應」因為大家對傳教士為了皈化中國人所做所為已經很清楚，但對中國人自己對這方面的討論卻不多。他目的在於討論中國人的反應，並從這些反應說明西方和中國人在世界觀與人生觀上的基本差異。
2.內容摘要
第一章「從同情到敵視」，
主要的重點是探討利瑪竇以來耶穌會的傳教策略。這項誘人的事業是利用中國經典著作來應證基督教教義與原始儒家的共通性。這種做法取得知識份子的同情,甚至有許多人接受洗禮入教。然而，雙方的歧見畢竟不能被引中國經典中國這種表面的相似性所掩蓋，禮儀之爭的產生揭露了雙方的差異。耶穌會這些冒牌的儒教徒，合儒以批佛的策略終究被中國人識破。
第二章 宗教態度和同化現象
在這一章，謝和耐從三個群體來看中國人宗教態度和其中的同化現象：
-
儒教士大夫：就士大夫而言，當時學界流行三教合一的思潮，儒、釋、道三教被認為共有一個根源，教理相合，根源相同。既然三教能合一，多一個耶穌會的學說也能夠被接受。而耶穌會士又引經據典，有根有據，與當時的實學思潮，從古典文獻尋找論據的潮流也相合，因此,接受耶穌會之學也是可以理解的。
-
佛教僧侶：佛教僧侶與耶穌會士之間也存在著相似性在，兩者在慈善事業與禁慾生活的教條上有諸多相似性，雙方也互控對方模仿。在世俗人眼中,耶穌會士被認為是一種新和尚。
-
平民百姓：關於這個群體,謝氏將重點放在「奇蹟-集體受洗」上，對平民而言，洗禮似乎只是具有巫術能力的治療措施。傳教士常充當驅魔者的角色。
第三章 宗教和政治
政治與宗教之間的緊張關係是長久以來的問題，而耶穌會的傳教策略著重在上層階級使得政教關係更緊張。在中國，皇帝擁有至上的權力,宗教只能從屬於政治管轄，而傳教士接受母國支援，實行不為人知的宗教行為，時常招致猜忌，明朝打擊異端邪教的行動不斷，耶穌會士被視為與當時所謂的「淫祀」同等，是不合乎正統的，是在朝士大夫打擊的對象。
第四章 中國人的倫理和基督徒的倫理
在這一章中,謝氏指出,對利瑪竇而言，孔子就如同羅馬時代的倫理導師Lucius
Annaeus Seneca(4BC-65AD)一般，《四書》是優秀的倫理學文獻，在日省、慎獨、修身等功夫上，儒家倫理與天主教倫理是相近的。然而，謝氏強調這都是表面的相似性罷了，因為在基本的對人性、靈魂的看法上，雙方有天壤之別。對當時的中國人而言，人的發展如同萬物一般，是自然演變，而非由一個超越者創造的。靈魂將隨肉體的死亡而消散，死後世界不可知,應該專注於今世的修行。而耶穌會士所傳達的，人性有罪,靈魂將接受審判、人與神的根本差異，因此中國古聖先賢因為不認識基督都已進入地獄，以及出世的思想，都與當時中國的儒家思想衝突。
第五章 中國人的天 基督徒的上帝
這一章討論雙方根本的差異，儒家的天是一種自然宗教式的神觀。中國人的天，並不存在一個如同耶穌會士所傳的人格神觀念。宇宙是自然生成而非被創造的。接著他便下一個結論：他注意到中西語言和思想的差異。因著語言結構和詞法將中國和西方的思想導向了不同方向，行成各自獨立的文化和宗教傳統。雙方這種根本性的差異是沒有溝通的可能的，即使接觸時因著表面的相似性，史傳教士能得到短暫的同情而發展傳教事業，但終究會因著更了解之後所發現的根本差異，使雙方決裂而功虧一潰。
3.本書的結論
傳教士有兩派：
樂觀主義者：相信自然理智，認為中國人準備接受基督信仰
悲觀主義者：只看見中國人的迷信與無神思想
中國人有兩派
同情：著重中國傳統與基督教的相似點
敵視：揭露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政治、倫理等等的衝突矛盾
謝氏認為，耶穌會利用歐洲科學與中西倫理中的相似性達成了初期的成功。但是，最後因瞭解而分開。禮儀之爭揭露了中西基本的差異。
他認為中國人雖然可以與基督教世界接觸和交流，有些中國人「表面上」可以被皈化為基督徒，但中國永遠不能被徹底基督教化，中國人很難具有西方基督徒那種思想意識，而是堅持自己所固有的文化和倫理（耿昇）。
四、評語
謝和耐寫這本書時正是孔恩(T. Kuhn,1922-)的「典範」理論正流行的七０到八０年代。所謂典範，孔恩有許多不同定義：其中之一是「一個群體的成員共享的信念、價值、技術的全部集合」。在自然科學領域之中，典範之間沒有溝通的可能，一旦新的典範出現，舊的典範就被取代。
但是，在人文學科的領域之中，卻不然。新舊典範有並存的可能，甚至，一個人會同屬兩個以上的典範。他的結論是值得商榷的。若按他的結論，中國和歐洲人在語言與思想的差異之下無法彼此瞭解，他，一個二十世紀的法國人，如何瞭解十六到十八世紀中國人的想法？當時在中國的耶穌會士，終其一生生活在中國，與中國人相處，對中國人與中國文化的瞭解難倒不如謝和耐這位生活在二十世紀，只來過東方幾次的法國漢學家嗎？第二：他引用的史料偏向反教者的著作，忽略了眾多奉教中國人的言論，致使他以為中國人後來看穿耶穌會的計謀而反教，導致禮儀之爭而全面禁教。這個結論太過武斷。同情與敵視不是線性關係,中國人的反應也不只這兩種，而且，禮儀之爭除了宗教因素之外，政治經濟因素其實扮演相當重要角色。
但平心而論，他的書的確可成一家之言，此後學者開始研究中國人對基督教的反應：兩種方向，反教者與奉教者，特別是中下層士大夫如何接受基督教的問題。這樣的研究推展到本土化問題的研究。過去研究耶穌會的「適應」傳教法，現在轉向本土基督徒（中國人）如何接受基督教。同一批資料如今呈現不同的詮釋，這種研究進路的轉變為中西文化交流史開創一個新的局面，自本書出版以二十年，大部分學者仍未超越他的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