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策略比較：
戴德生、李提摩太、利瑪竇
信仰與文化研究中心
書報討論2000/10/30
（一）導言
傳教策略的研究在學術上是比較過時的題目，今天學者的重點不再侷限於單方面：不侷限於傳教士，也不侷限於中國人的反應，而是將重點放在雙面之交流與互動。信仰是一種開放的體系，不同信仰之間是一種動態交流的關係。
我們用的這篇文章是半世紀以前完成的。美國漢學家Paul.
Cohen在他年輕時寫的，其中有許多值得爭議之處，二十五年前被翻成中文，直到如今，想到傳教策略，大都引用這篇文章。傳教策略在過去一個世紀是研究重點，相關外文文章很多，但中文文章很少，過去一直是西方（或外來者）努力思索如何將基督教傳給中國人，後來稍有進步，開始關心中國人如何反應，中文文章開始出現這類研究。但是，在中文世界還來不及追上這股「以中國人反應」為主題的研究風潮時，研究趨勢已經又走到「交流互動」這種動態的文化交流法。這是多元世界必然的趨勢。追究原因，教會歷史人才缺乏是原因之一，其次，教會內部的神學反省能力不夠。然而，因為顧及台灣教會內部對這個領域的理解有限，以及宣教典範尚未轉移，我們還是從最初階的研究開始介紹。但我希望不要停留在這裡，而是，能夠跟上研究趨勢，這樣才能和時代對話。
為了讓傳教策略研究更完整呈現，我將明末耶穌會士的策略加入作對照組，比較天主教和新教的區別並從中學習前人經驗。
戴德生與中國內地會
簡單生平：
1832生於英國約克郡，屬衛理公會。家中醫學背景對宣教的幫助影響他，開始學醫鍛鍊體力，在倫敦地區傳教。1853因太平天國(1850-1864)所引發的討論影響他立刻在中國佈道會The
China Evangelization Society支持下來中國。1865年在英國創辦中國內地會。
1865-1876
在通商口岸巡迴佈道、發單張
1876-1900
因為中英煙台條約允許傳教士自由進入內地旅行，開始在各省份建立據點。1900義和團之亂啟，受創甚鉅。1905戴德生過世。
1900-1926
1926-1927因神學思想分歧退出中華基督教協進會，1927因反帝國主義風潮傳教士撤退至沿海，開始實施自治自養。
1927-1941 戰火頻仍
1942-1953
1941日軍偷襲珍珠港，向英美宣戰，關閉一切同盟國在上海租借地一切產業。….1949政權更換，被迫退出中國暫居香港，轉向東南亞。五十年代因東南亞對「中國」敏感，改名海外基督使團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神學背景（esp.宣教觀）：
激烈的基要派信仰，認為人若非在永火的地獄中焚燒，就是在天堂的永福中享樂。 倫敦會楊格非(Griffith
John)：「我們在這裡不是為了開發國內的資源，亦不是為著促進工商業發達，更不是為了文化生活的進步，卻是與黑暗的權勢爭戰。救人離開罪惡。務求為了基督，征服中國」。他認為宣教是一場屬靈的戰爭，唯有「完全倚靠聖靈而領受屬靈的能力」，「中國是死亡的，可怕的死亡。我們的計劃和組織難以為這廣大群眾作什麼。他們需要生命，基督來臨就是賜人生命。」他主張直接傳講福音、街頭佈道、發福音單張，這是當時大部分傳教士做的。
戴德生本著相同宗旨在1865年創立內地會，他與楊格非不同之處在於「並不是要獲得悔改歸正的人或建立和訓練一個基督教團體，而是運用最快速的方法將福音知識傳遍中國」。他看重人靈魂的歸宿，他認為往天堂或入地獄完全在乎人今生的抉擇。物質的改良不重要，強調個人得救、品德修養、出世傾向
傳教對象（包括時代背景）：
平民，多半是文盲
實際做法：
直接傳講福音、街頭佈道、發福音單張
內地會：總部在英國，指揮部在中國，完全由戴德生一人指揮。
這種權威式領導受到極大批評，使工作效率與彈性受影響。
信息內容完全以福音內容為主，即使辦教育也是以教導聖經知識為主，只附加一部份算數與地理知識。
對宣教士的要求：（量重於質）
戴德生認為，中國正在毀滅之中，且大多是文盲。因此只要是接受過一些教育者便有資格當宣教士（即使沒有正式神學教育）。他希望在最短時間內將福音傳遍中國，與最多人接觸。對政治立的態度採取迴避方式，要求無論任何環境都不可向自己的國家上訴，反對與政治有關聯。對文字工作比較不熱衷，多採取巡迴佈道，然後選擇要點密集固定工作，再透過羅馬拼音教導。
缺點（失敗原因）：1.呈現文化優越心態，妨礙對本地文化的欣賞。2.忽略處境化問題。3.與社會脫節，有遁世、逃避之嫌，無力回應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4.對象為社會下階層人士，永處邊緣，影響力小。
二十世紀以後，傳教士漸漸放棄直接傳福音的方式，而轉向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事業，這是宣教神學新趨勢，協助中國現代化。他們認為基督教不應與社會脫節。其實這種思想早在十九世紀就已經有人開始，甚至影響中國維新變法圖強，間接促進中國革命。這就是我們要接著看的李提摩太的方式。
李提摩太與廣學會
簡單生平：包括時代背景：
1845年生於英國威爾斯，屬浸信會。1865年浸信會神學院就讀，1868年受魁麗思夫人(Mrs.
Guinness)演講影響立志來華傳教。1870抵達上海。
1885年李回英渡假，向總會要求在中國設立師範學校，但因費用昂貴遭拒，1886回中國，遭同事指責，調到山東，他要求設立基督教大學又遭拒，1890年退出浸信宣道會。1891年接手廣學會。此後便極少向宣教機構募款，而轉向中國官吏。
廣學會前身為同文書會，1887年由愛爾蘭合一長老會牧師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創立，1891年李提摩太接手1892年改名廣學會。宗旨是透過基督教觀點，用中國本土的思想文化著書立說，藉以教育人民。特別針對中國有識之士與官員（傳教對象）。
廣學會在李提摩太任內1892-1907的言論以國家社會為主（1907年停刊，李提摩太1915年離開中國）1922-1937年季斐理主持，又轉向教會信徒，走向平民教育。1937盧溝橋事變八年抗戰開始，遷至華西，與成都華英書局共組基督教聯合出版社，1947年改組為中華基督教出版協會。
神學背景（esp.宣教觀）：
太十5-42：無論你進哪一城，哪一村，要打聽誰是好人，就住進他家中，直到走的時候。「好人」他解為中國民間社會領袖。他認為這些人是神為中國福音工作預備的。他認為上帝的國度「不僅造在人心理，也造在一切組織裡」，為使人現在或將來得到救恩，包括身體與靈魂。他相信那些盡力改善這個世界的人配得將來永遠的祝福。他認為透過文化的改造，中國可望有富強之日，並建造一個基督化的社會秩序。文化改良從物質、理性、政治、社會各層面著手，同時並進，並從官紳與民間領袖入手。
如同貝施福(James W.
Bashford)所言：傳教工作豈能對世上未聞聽福音，並且生活在貧窮、疾病、無知、罪惡中的人視若無睹呢？
對宣教士的要求：（質重於量）
除靈性之外，要求宣教士的水準高於中國領導人物，除了一般教育之外，必須認識宗教比較學、宣教法、教會歷史等學問。並且應精通中國文化，除了作慈善事業之外，必須與非基督教機構合作，克服中國人的偏見。對政治力量的態度是：必須取得政府的許可才能獲得最佳結果，他想透過法律程序防止教案發生。他曾九次上書總理衙門，想向翁同龢與皇帝陳情說明基督教來華目的。主張文字間接工作，因為直接講福音容易引發衝突與敵意，且不易接觸士大夫，（士大夫比較喜歡文字往來），文字可以進入個人家中，透過閱讀將人帶到上帝面前。
策略：新文化教育，以四萬名官員、教育官員教師為主要對象。
實際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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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高水準定期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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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有關教育與宗教以及商業方面的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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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文討論富國之道（孫中山便曾在萬國公報發表「上李鴻章萬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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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課、建立閱覽室、博物館，提倡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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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場發送廣學會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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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說中國政府設立學社、提高教育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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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傳廣學會宗旨，利用傳媒：如萬國公報、中西教會報、大同報（1904年創報，1907年萬國公報停刊之後便以此為主要喉舌）
影響：
廣學會出版的書籍有很多盜版，知識份子爭相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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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898甲午中日之戰敗後之戊戌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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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康有為組織強學會，辦時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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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日俄戰爭後清廷立憲運動：1901年清廷設立山西大學堂，分中齋與西齋，分授中國經史與西方文化，由李氏負全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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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中會—同盟會—1911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民國建立：（其實李提摩太反對革命，主張模仿英國的君主立憲。他認為一但清廷被推翻便會失去依靠，他已經佈好局面，革命之後怕失控，他被批評有大不列顛的文化與帝國優越感，廣學會出版書籍多半翻譯西書，而非本土著作，且廣學會由外人主掌，沒有培養華人接班）。
缺點：文化優越感強烈、缺乏正式福音教導，1900年商務印書館逐漸取代廣學會地位，中國人接受了西方文化，但不易接受基督教。辛亥革命之後政權轉移，影響力降低。
二人代表著兩個極端，我們在中國歷史上發現另一種模式，在二者中間。
利瑪竇與耶穌會
簡單生平：
1552年生於義大利，1568加入耶穌會，1577申請來東方傳教，1582抵澳門預備進入中國，1583在肇慶建立第一的據點。－＞一路北上京城(1601)，1610年卒於北京。1597設中國耶穌會省利氏為第一任會長。
神學背景（esp.宣教觀）：
阿奎納神學，接受自然理性的價值。自然理性有助於人認識上帝。五路證明法，便是一例。但當時教會中心的宣教神學觀是：「教會之外無救恩」，教會是上帝實行救贖的場所，傳教是將救恩帶出去，到世界上去。接受信仰的標記是洗禮。1545-1563天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已經從排外的教會中心過度到包容的教會中心。接受領有願洗(baptism of
desire)的人是教會的成員。宣教神學觀是：「沒有教會就沒有救恩」。（cf.古寒松模式）
傳教對象（包括時代背景）：
兩階段：
1.政府官員、皇帝后妃
2.培植當地人作為與一般平民接觸的中介
實際做法：
耶穌會的傳教工作在中國與在其他地區是不一樣的。1562年在澳門時期，所有領洗的人必須在國籍上改變為西班牙或葡萄牙，姓名、衣著、習慣都要改變。但1579年范禮安來華之後有所改變，要求傳教士中國化：學漢語、穿漢服。起先以佛教為適應對象，後改為儒家。
耶穌會自利瑪竇以後的傳教策略主要可從三方面來看：
一是由上而下，即是以知識份子作為主要傳教對象，最終的目標是歸化皇帝使傳教行為合法化，並達到上行下效的結果；
二是適應法(Accommodation)，乃是以外來者的立場，討論文化接觸時所作的調整，而明末耶穌會士的適應對像是儒家；（合儒、補儒、超儒－＞格物窮理以知天）。另，對話式：與中國知識份子來往方式是問答方式，溝通雙方思想。
三是以歐洲科學，如天文學、地理學與水利技術等等作為媒介與中國士人接觸，然後進一步與中國人談信仰。
對傳教士的要求：
質重於量，入耶穌會者都是精英，來華後訓練嚴格
針對中國的需求，例如天文學
總結：反省與比較
- 思考型態：either-or二元對立？S
––O主客對立？S(S—O)主客關係？
聖俗觀念：
對非基督教文化（與宗教）的觀念與態度：與啟示觀有密切關係－＞宣教神學典範轉移－＞宗教神學興起
末世觀：already? not-yet? already but not
yet?（時間觀/歷史觀）
